作者身份：曾担任中共商亳鹿柘县委书记一职的孙清淮配资实盘排名一览表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一场至关重要的决胜大战，自1948年11月6日打响，历经两个多月鏖战，至1949年1月10日圆满收官。
淮海战役还没打响的时候，我们商亳鹿柘县北边几个区，还一直被商丘交警总队以及商丘、柘城、亳县那头的敌人骚扰，咱县区乡的武装力量跟敌人打得很频繁，整个县面临的斗争局面还是挺严峻的。等上级党和政府发出支援淮海战役的通知传到咱县，我们立马就开会传达并安排相关事宜。当时县委、县政府就向全县喊话：“得豁出去，哪怕砸锅卖铁，也要全力支援淮海战役”。在县委、县政府带领下，全县人民迅速成立了支前指挥部，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支前工作。
全县陆续召集组建了好几批担架队伍，累计凑齐了快两千副担架，动员了上万名群众参与，还安排了县、区、乡的干部来带队。县委副书记郑道宗等同志好几次都亲自带着担架队赶往永城前线。尽管前线条件艰苦、局势紧张，可党员干部们都抢着要带担架队去支援，群众们也抢着要去抬担架。这就是当时党员、干部和群众展现出的精神风貌，越是困难重重，越要勇往直前！
在肖县和永城的前线，解放军战士加上前来支援的干部和民工，总人数超过了一百几十万。吃饭问题可是个大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军队能不能打胜仗。地委和专署下令，让我们县往永城前线送15万斤面粉，我们立刻行动，组织各区、乡、村的干部发动群众一起干，那时候，全县上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磨面。
磨好的面粉，县里规定得由各区、乡的干部带着民工来运。一开始，大家用太平车、拖车来拉，后来换成骡子、马、驴来驮。但因为天气太冷，又下着雪雨，路上滑得很，加上沿途吃饭、住宿都成问题，最后就改成人工扛着运了。从我们县的枣子集到永城，有150里路远呢，有的区乡更远，得走200多里。刚开始，路上还有地方能喝水、做饭，可后来连烧火的柴都没了，送面的人只能自己带着干粮和水。有时候，大家就算饿着、渴着，也得把面送到永城。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刮风还是下雪，都挡不住他们，这真是一条永远也断不了的运输线啊！
收到停止向前线送面的消息时，我们统计发现全县已经送出了三十多万斤面粉，比原定任务多了一倍。那时我们在永城设了个面粉供应点，由张渭田、孔庆荣几位同志在那儿盯着，他们没日没夜地忙，特别辛苦。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本是中原野战军所属的医疗单位，那里汇聚了大批医护人员和各类医疗设备，同时还有许多正在接受治疗的伤员。在淮海战役打响后，当中原野战军成功包围黄维兵团时，这家医院便转移至我县南边的几个区域安顿下来，随之而来的，伤员数量也持续攀升。为此，我县、区、乡各级部门全力以赴，在生活物资上给予了周到的保障，助力伤员们早日康复，重返战场。
某天，我县突然收到国际和平医院的消息，说前线指挥部要求医院搬到柘城西边的几个县去，而且今晚就得出发，让县政府帮忙准备五千辆太平车和五百副担架，好方便他们转移。这可是件大事。我赶紧让人跟医院联系，问清楚他们具体什么时候走、要去哪儿，又马上通知各个区，让各乡各村按照任务要求准备大车和担架，还派了干部带队，确保医院今晚能安全转移。
这一晚，整个县里，特别是安溜、魏岗、高口、枣子集、张集这些地方，从领导到普通干部，再到老百姓，都忙着准备担架、太平车啥的，忙得不可开交，整个夜晚都热闹得不得了。就这么一晚上的功夫，大家齐心协力动员组织起了几千辆大车和几百副担架。天刚蒙蒙亮，太阳还没完全出来，国际和平医院的人和物资就都被安全送走了，转移任务圆满搞定。
淮海战役正打得热火朝天，全县百姓都在紧锣密鼓地忙着支援前线。1948年11月8号这天，突然接到分区司令部的消息，让我们县的大队去永城分区司令部领新任务。另外还通知我们，孙元良的兵团12月6号已经从永城东北李石林那块儿突围了，看起来是想往亳州那边跑，得时刻盯着点。
针对当前状况，我立刻让县大队在12月9日一早赶到沈柳行的支前指挥部，同时告知他们分区司令部已下令调遣县大队。我还当面跟副大队长李跃、副政委刘超以及全体队员说明了敌情，孙元良的部队已经突围，很可能会往亳州方向跑；今天县大队要去永城，得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打仗，并且鼓励大家到永城后要更出色地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为老百姓再立新功。
上午九点来钟，部队就启程了。到了下午一点钟上下，县大队的骑兵送来了副政委刘超写的信。我读完信，又听骑兵说了具体情况，得知在芦庙子碰到了敌人突围的队伍，已经把敌人全消灭了，可副大队长李跃同志却不幸牺牲了，部队目前正在芦庙子等候命令。我简单安排了下工作，就马上跟着骑兵前往芦庙子。
在芦庙子听完刘超副政委和大队供给股丁汉卿股长的汇报，我了解到这伙突围的敌人清晨刚抵达芦庙子，其中一部分敌人跑到街里找吃的去了，剩下的则待在芦庙子北头庙院内外这些地方。我军察觉到敌情后，果断决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部队简单动员后迅速分成两队，李跃同志带着一连去攻打庙院内外的敌人，刘超同志则带着二连、三连、大队部、机枪排还有骑兵班，从西边和南边直接去占领芦庙子街。
街上的敌人队伍乱了套，不少人连枪都没有，有枪的也打不出什么威力。一看我军冲过来，有的敌人立马就举手投降了，还有的敌人慌不择路，逃到了芦庙北边几户人家住的大院子里。等芦庙街上的敌人被收拾干净后，我军部队马不停蹄地赶到北门外，和一连一起把北门庙院以及李营、李园的敌人给团团围住了。
这伙敌人装备齐全，还有头目指挥。李副大队长见状朝他们喊话，展开政治劝降，承诺只要放下武器就优待他们。可敌人非但不听，还朝正在喊话的李跃同志开了枪，李跃同志当场倒下，英勇牺牲。他的牺牲让全大队的战士们怒不可遏。副政委刘超立刻下令，让一连保护好李跃同志的遗体，同时组织反击：他命令一连火力封锁庙院，防止敌人往西或往北逃窜；骑兵班绕到敌人后方，切断他们的退路；三连、大队部和机枪排则占据北圩墙，用轻重机枪等武器猛烈扫射敌人，为二连进攻提供掩护，狠狠教训这帮敌人。
此刻，敌人发觉自己已被团团围住，又听到我方火力凶猛，其中夹杂着重机枪的轰鸣，吓得不敢再抵抗，便挥舞起白旗，示意投降。我们见状也停止了射击，继续向他们喊话。随后，敌人派出一名代表，自称姓王，是个文书，询问我们属于哪支部队。当时，我们县大队身着统一的草绿色军装，显得威风凛凛。丁股长回应道：“我们是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尖兵营。大部队马上就到，你们若不投降，注定难逃被歼灭的命运。不过我军有宽大政策，会优待俘虏的。”姓王的听后说：“那你们也派个代表，咱们来谈谈吧！”于是，刘副政委指派钱英参谋作为代表，与姓王的展开了“火线上的谈判”。
钱英参谋对那个姓王的说明政策：“咱们军队向来对俘虏很宽容，待遇也很好，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投降，我们既不会杀头，也不会搜你们的身。”姓王的回应道：“我不相信，你得发个毒誓我才信。”钱参谋便照做了，发了誓。随后，刘超副政委也来和他谈，再次说明了政策。姓王的觉得这事儿靠谱了，回去跟其他人一说，敌军这才选择了投降。
那天下午，我跟那些俘虏聊了聊。我跟他们说了说解放战争现在咱们占上风，还讲了咱们党和军队对俘虏有多好，待遇有多优厚，并且呼吁蒋军的军官们自己站出来，保证会好好对待他们。说完这些，我刚从庙里走出来，没想到有个蒋军士兵也跟着出来了，他说：“你得让当官的出来说！谁愿意出来啊？就这么说说可不行。里面有个副军长，叫李家英，他拿着卡宾枪，跟你们参谋去街上了。”我心里琢磨，你这不是已经说了嘛。当时我没太留意这个人，也没详细问他情况，这人可能是个有觉悟的，可惜我没多问问。
傍晚吃过饭，天色渐暗，我和副政委刘超带着大队全体指战员，站在芦庙子北门外刚垒好的新坟前，心里沉甸甸的，来送别我们的副大队长李跃同志。李跃同志是位优秀的党员、出色的干部，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的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是光荣的一生。大家会一直记着他。
傍晚时分，我来到大队部，碰见了钱英参谋，还有和钱参谋同行的那位蒋军副军长。我故意装作不认识，问他：“你叫啥名儿呀？”他回答：“我姓王，叫王××。”“那你现在干啥工作呢？”我接着问。他答：“做文书。”我故意逗他：“是不是这样呀？”他连忙点头：“是，是。”我立刻板起脸，认真地说：“不对，你其实叫李家英！”
听完这话，他大吃一惊，明白再也无法隐瞒，于是开口道：“你们的参谋都批准我回家了。我家里还有老母亲，天天盼着我回去，你得让我走啊！”我回应道：“我就是个小小的县长，哪有权放你走，你还是去前面找刘伯承司令吧！”他听后，一脸失落，瘫坐在椅子上。聊起他的身世，他说他哥哥李家钰组建了47军，哥哥去世后，按理说军长该由他接任，可蒋介石不信任他，只让他当个副职。他心里对蒋介石满是怨言，觉得国民党已经腐败到骨子里了。说起突围那晚，李家英说：“我看见孙先生（孙元良）的车子开动了，我问他去哪儿，他没回答，我们就跟着一起突围出来了。”聊到局势，他直言：“国民党注定要失败。”最后，我让他列个官佐名单，以便给予优待，他却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经过两天对抓来的俘虏进行审问和了解，大致情况已经清楚：里面大部分是16兵团47军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兵团直属部队和41军的；校官有13个，尉官也有十来个。
这场仗打下来，咱们一共抓了三百多号敌人，里头有47军少将副军长李家英，还有二三十个大小军官；缴了二十多挺美国造的轻机枪，一百多支美式步枪，六七门迫击炮和六零炮，十多支卡宾枪、汤姆枪、加拿大冲锋枪这些近战家伙，二十多把各式短枪，十多匹战马，另外还有不少别的军用东西。这仗打得漂亮，赢大了！
12月11日早上，我们县的大队押着俘虏，踩着硬邦邦的冻土，顶着刺骨的寒风，一路朝着永城方向继续前进！
在芦庙子把俘虏安置妥当、县大队也启程离开后，我领着两名骑兵踏上了回枣子集的路。快到王天乙庄时，远远就听见张集区三台楼的民兵排长王克进等八人扯着嗓子喊，他们匆匆迎上来，到跟前便跟我说：“县长！我们逮着俩逃兵，就是这俩……”我回应道：“你们干得漂亮，人交给我处理。”
我瞅着眼前这两个乔装打扮的人：一位四十岁上下，脸蛋红扑扑的，一看就吃得不错，身材矮胖，套着件又脏又破、颜色都掉得差不多的蓝棉袄，正啃着个黑乎乎的窝窝头；另一位二十出头，脸瘦长瘦长的，个子挺高，穿了件又破又旧、根本不合身的黑棉袄，手里正拿着个白面馒头吃着。这俩人一瞧见我，神情立马就变得有点慌张。我问他们干啥的呢，他们说自己是从国民党军队里逃出来的；岁数大的说他在某团负责军需，年轻的说他干的是事务长。
我跟他们讲：“47军的副军长李家英让咱给抓住了，我刚安排人把他送走，你们听说过他没？”那个岁数大点的听我这么一说，脸色立马就变了。我一看这情形，心里琢磨着这人指定认识李家英，于是我就领着这两位“朋友”，直接往枣子集去了。
晚饭时候，我弄了几个小菜、煮了面条，还备了酒，邀请这两位“来宾”入席，另外还请了郑道宗同志他们作陪。吃饭时，大家边吃边聊，其实主要是我在问。年长的那位承认了自己是团里的军需主任；年轻的那位则一直沉默，没再承认什么。我和他们聊起了国民党，聊起了战争，也聊到了蒋介石。
那位年长的军官坦言，国民党如今已是腐败不堪，难以为继，在他看来，这场战争的败局已然无法挽回。他虽不认同蒋介石，但当听到有人说蒋介石投靠美国、出卖国家利益时，他却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反问道：“那你们为何还把旅顺和大连交给苏联呢？”他知识渊博，常与我们展开辩论，还大谈辩证法。
这场宴会结束后，我对那两位“来宾”有了更多认识。尤其是那位年长的军官，我心里一直琢磨着：“他要么是个大特务头子，要么就是个高级将领。”这就是我当时得出的结论。
次日一早，我就让连队指导员带着一个排的战士，把那两个人押送到永城，交给分区司令部处理。我还特意给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寿松涛写了封长信，详细说了说我对这两人的看法，让他安排专人仔细审查，千万别轻易放人。结果真让我猜中了，分区经过审问，特别是让俘虏辨认后，发现那个年纪大的团军需主任，其实是孙元良兵团41军的中将军长胡临聪，而那个年轻的是个上校工兵营营长。
三台楼的民兵成功擒获胡临聪那会儿，全县各个区乡的武装力量和民兵也没闲着，他们把那些逃窜的国民党残兵抓了三四百号人。之后，我们把这些逃兵里的年轻小伙子送到了前线，让他们加入了野战军。
三分区司令部为嘉奖我县大队和三台楼的民兵成功消灭国民党突围队伍，还抓了两个蒋军军长，特地给全分区的各个县发了通报进行表扬。他们给县大队和三台楼民兵都记了一次大功，还授予三台楼民兵“英雄民兵”的荣誉称号，另外奖励了8支枪和10头牛。
这段内容改写后为：这段文字选自孙清淮在1985年8月20日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原题是《商亳鹿柘县的解放斗争》，标题是后来编辑添加上去的。
（编纂/八景七台）配资实盘排名一览表
九龙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炒股配资之家网 搭载激光雷达，启源A06实现高阶智能驾驶辅助
- 下一篇：没有了
相关文章
热点资讯
